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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信息只有公开才能凝聚共识细叶菊

发布时间:2022-09-15 09:33:19

环境信息只有公开才能凝聚共识

3月5日消息:两会热议土壤污染数据不公开

全国政协委员、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蒋平安:单纯公开数据恐会引起恐慌。最好进行区域性、综述性地公开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:环保部说是机密,那么查一查保密法,是不是有明确规定?

一名身为副市长的全国政协委员:为什么不公开数据?是因为不敢公开,报出来会出事的,太惊人了。环保部门现在还放任,那是危害万代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左宗申:不公开这个行为,在我看来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工作上的一些失误。

在刚刚结束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,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称,十年以后中国三大癌症将困扰着每一个家庭:肝癌,可能是因为水;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;胃癌是因为我们的食物。

“中国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忍耐力正在逼近临界点。”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经这样说。

在看得见的灰霾天的笼罩之下,一个全社会关于环境保护的共识就要形成了。

一次经典案例:PM2.5公开,是公众努力的结果

2012年3月2日,我国新修订的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正式发布,新标准增设了PM2.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,污染物控制项目实现与国际标准“低轨”相接。

这不是PM2.5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。在此之前的2011年11月,美国大使馆连续在信息分享工具Twitter上发布的PM2.5数据,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。早在2011年1月,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众多环保专家的参与下,著名NGO组织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就发布了一份重量级报告,涵盖了全国多个重要城市的污染情况。

在这份报告中,PM2.5概念首次在国内面向公众开放的正式文件中出现,它同样给环保部增加了压力:“国外普遍使用PM2.5监测空气污染数据,为什么国内一定要是PM10?”最终,在各方压力下,环保部在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中加入了对PM2.5监测的要求。

“从无到有,至目前全国有70多个主要城市都开始了PM2.5数据的监测,这在中国的环保史上,是公众参与影响环境决策的经典案例,也会是个里程碑。”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马军说,“PM2.5数据的公开,是多方公众共同努力的结果。”

PM2.5的数据被公开,让整个社会都对污染问题形成了共识。

难点在信息公开 土壤污染数据是秘密?

可是,除了PM2.5,还有很多与民众息息相关的环境数据被藏在阴影里。比如土壤污染和水污染。

2月24日,北京律师董正伟透露,他收到了环保部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。但令他失望的是,对于他此前提出的请求环保部公开“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”的申请,环保部以“秘密”为由拒绝公开。“如果这是秘密,也是肮脏的秘密。”催化生物陶技术、微鼻重金属过滤技术发明人,原美国夏威夷大学环境专家董良杰说。

在信息公开上,国家政策同样缺乏有力支撑: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出台的《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与申请公开的意见》规定,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、生活、科研、特殊需要无关的信息可以不予提供,还明确了“一事一申请”原则,即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。但是,《意见》中并没有规定什么是与本人“无关的信息”,这给了一些政府部门拒绝公民和民间组织的借口,很大程度地限制了公民申请权利。

企业根本不公开 我国没有一部强制企业公开信息的法律

“如果要给环保部的信息公开程度打分,我想可能是40分。在没有公开PM2.5数据之前,顶多也就是20多分。”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马军说,这些年应当看到环保部对于环境污染信息的公开取得了很大的进展,但是还不能满足公众维护自身健康的需要。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,环保部的信息公开工作虽然不尽如人意,但是它确实已经走到了其他部委的前列,只是未来还有很多工作去做。

董良杰介绍,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,美国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,它规定企业必须在网站上或者报纸上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,并且民众拥有监督权和质询权。后来,这项办法在欧洲等国得以推行。

而在中国,地方政府抓经济,不敢“得罪”当地的一些大企业;而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,对于污染处理能省则省,这在环境专家看来,是让环境走向沉沦的“怪圈”。

企业信息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?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胡静认为,主要原因是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缺乏强制性的法律规定。“环境信息公开要制定综合性的高位阶立法,对‘三安全、一稳定’(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)进行严格界定,对应该公开的信息而不公开的,应给予严厉处罚,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环境信息公开。”

环保部门有难处 面临执法难、诉讼难

“污染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解决,不完全是技术和资金的问题,由于我国的司法系统还不能有效介入管理环节,这使得企业欠缺公开环境信息的动力,需要广泛发动公众参与弥补这一不足。”马军相信,只要每一个人通过信息公开,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情,那么污染一定可以降下来。他建议,污染严重的城市不仅应该埋头治理污染,还应该制定一个信息公开的时间表,用3-5年的时间,让民众逐渐适应,从而不再感受到恐慌。

同样,在一些法学家看来,环保部门只是污染日趋严重的一个“替罪羊”。在难以监管的背后,实际上隐藏着环境执法难、诉讼难和监督难等多层次体制原因,环保部门面对这些问题,也只能是“望洋兴叹”。

“在我国,公众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意识,企业可以通过保护环境或者是宣传保护环境做得好的信息,吸引消费者来购买他的产品和服务,这是激励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好办法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胡静认为,企业不愿意充分公开环境信息,与社会公众缺乏环境意识,尤其是缺乏通过消费行为表达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好恶有关。

如果不是山东潍坊爆出不良企业将污染水高压打入地下水层,地下水污染问题不会被高度聚焦。董良杰告诉记者,全国现在有大约2亿人处于不安全的饮用水状况之下。“空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食物链,危害最大的是水。因为人体一半是水,水污染的疾病占80%。空气污染靠风,可水污染靠什么呢?”

可当下,如果要真正解决污染问题,最好的办法还是信息公开,改变公众对环保的认知和理念,让公众帮助政府去监督企业,遏制企业的自我保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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